在中国,我们习惯用“70后”、“80后”“90后”、“00后”这样的说法来区分不同年龄阶段的人,我们很容易认为这是一种自然的说法,毕竟“xx后”是一种客观描述,但实际上国外并不这样说。在英语国家,几乎没有人会说“post-00s”,你在谷歌搜索“post-00s”,显示的搜索结果几乎都是关于中国的信息。我们的“00后”一般对应他们所说的“Gen Z”,即“z世代”。

如果我们去翻看欧美主流的世代划分,会发现一套非常严密的命名规则:

迷惘的一代(Lost Generation):1883-1900,亲历一战与战后创伤。

最伟大的一代(Greatest Generation):1901-1927,度过大萧条并在二战中主力出征。

婴儿潮一代(Baby Boomers):1946-1964,二战后人口爆发与经济黄金期的受益者。

X世代(Generation X):1965-1980,冷战尾声成长,被称为“抱钥匙儿童”。

千禧一代(Millennials):1981-1996,拥抱早期互联网与次贷危机。

Z世代(Gen Z):1997-2012,真正的数字原住民与短视频一代。

从沉默世代到阿尔法世代的年份与年龄图

我们可以观察到,这种世代划分法其实是为美国社会量身打造的,是美国社会变化和重要事件的反映,比如二战、二战后婴儿潮、冷战、美式互联网。而英法德等欧洲国家,由于20世纪后的历史相似,所以也基本采用这种说法,大同小异。

由于美国和英语在战后长期居于主导地位,这种世代划分法和其他文化一起,被顺理成章地输出到全世界。从印度、拉美到中东、东南亚,许多国家虽然有着截然不同的本土历史,却直接将Gen X、Gen Y、Gen Z的框架套在自己国民身上。

所以我的标题是“中国的年代和外国的世代”,而不是“中国的年代和美国的世代”,因为美国文化渗透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,不只是年代的划分,其他很多意识形态都是这样,包括各种理论、文学、体育、音乐……美国总结,其他国家邯郸学步,亦步亦趋。在这样的文化冲击之下,很少有国家能保持自己相对的独立性。

全球只有极少数国家,能够在西方文化狂潮中,保留一套具有强本土特色的代际叙事,比如日本、韩国、前苏联、伊朗、越南,这些国家无一例外,都有自己强大的语言载体和文化主体性,能够抵抗所谓“文明世界”的同化。

日本:有着“团块世代”、“泡沫世代”、“就职冰河期世代”、“宽松世代”等反映自身经济周期的独特称呼;

韩国:有着“386世代”、“IMF世代”、“N抛世代”等记录本土社会变迁的词汇;

伊朗:有着“Dehe-80s(伊朗历80年代人)”这样带有强烈本土历史痕迹的标签。

而且即使是像日本、韩国这样拥有强本土文化底蕴的国家,在近年来也展现出了越来越被美式‘MZ世代’、‘Z世代’同化的趋势,传统的‘宽松世代’、‘386世代’正在被西方统一的字母代号所稀释。现在,除了中国有“00后”的说法,其他国家基本都叫“Z世代”,这种独有的自我定义体系其实是难能可贵的。

日本世代名称与出生年份分类图

韩国世代名称、出生年份与背景表

回头看中国自己的这套“xx后”划分法,看似只是客观描述,其实也反映了中国的国情。从时间上看,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太复杂太曲折,几乎每个十年都有几个重大事件,所以像外国的那种“xx世代”的划分法就并不能满足我们分类的需求。从地域上看,中国太大,发展不均衡,比如同样是80后,上海城里的80后可能童年接触了大量西方文化,还经常出国,思想也比较前卫;四川乡下的80后可能除了课本,村里没有别的课外书,大学毕业才第一次出省。在这种情况下,80后的身份只能说明他们在相似的年龄段经历了相似的社会事件,其他结论则需要结合其他信息才能做出判断。

所以,在中国,我们只需要知道他是几几后,以及他的籍贯,结合中国的历史和地理,一般就足够推断出他的大体经历。

在历史课本上,我们会引用乾隆的一句话:“天朝上国,物产丰盈,无所不有,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。”这句话常常被用来讽刺封建社会晚期统治者的骄傲自大、固步自封。但换个角度看,这句话也确实说出了中国地大物博的优势:人民需要的物质资料,本国都能够生产,这难道不是一种强大吗?要知道,即使是晚清最腐败最堕落、沦为半殖民地的时候,清朝的国力仍然仅次于西方各列强。甚至对很多小国来说,大清自己就是列强,很多人不知道,晚清GDP仍然是全世界前三,综合国力保守估计也是世界前十五,晚清长期驻军朝鲜,快灭亡的时候都有能力出兵海参崴和墨西哥以保护华侨。这种大体量至少为中国未来的崛起提供了回旋的余地。

同理,在文化上,如果我们自己使用和消费的流行符号、社科模型、文艺作品、流行语、音乐作品、体育活动,都能用中文生产,都有中国特色,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孕育发展而来,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强大吗?事实上,我们已经是文化强国了,我们一直都是文化强国,只是需要精益求精,需要增强影响力,需要百尺竿头,更进一步,更好地建设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、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。

当然,这和学习外国(所谓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)并不冲突,只是在学习他国科技文化的同时,时刻坚持以我为主,为我所用的原则即可。而且也不能只学习欧美这些所谓的主流国家,还要向其他非主流国家学习。